本报记者 李祺瑶

城市副中心，一处考古工地旁，几栋新楼拔地而起。一侧，钢筋水泥筑起现代化都市；另一侧，黄土残迹连接着汉代古城。

外行看，高楼正在向上拔节；内行看，更多历史遗迹需要向下探寻。

探方里，不同颜色的土层泾渭分明，魏然蹲在最深处，握着一把手铲，小心翼翼刮去层层覆土，埋头细读土里埋藏的关键信息。

这位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是探古寻城的内行。10余年间，他奔走在城市和田野考古现场，收获颇丰——配合城市副中心建设，让明清时期的运河故道重见天日；在路县故城遗址周边，他和同事首次发现大规模冶铸相关手工业遗存。一系列重要考古发现，让他与大运河结下了不解之缘，不断探寻着流淌千年的“运河往事”。

2018年起，魏然带队“扎根”在通州区潞城镇前北营村，连续发现大规模的两汉时期墓葬群。从一处处遗迹、一件件出土文物中，他试图拂去历史尘埃，找到这片区域与路县故城的关系，丰富古都文脉绵延2000多年的故事。

魏然在前北营村汉代墓葬群考古现场

路县故城遗址城外发掘区出土的鼓风管残块

在路县故城遗址城外发掘区，考古人员发现了大量冶铸遗存。

路县故城遗址城外发掘区出土的炉渣

路县故城遗址城外发掘区出土的陶范

田野“急诊”

将视线拉回到眼前这片大大小小的坑洞遗迹。“我们现在所在的前北营村，离路县故城遗址很近，在它东南方向约1.7公里。”带着记者走进考古工地，魏然像是一位“时光导游”，边走边解说，“我们已经在这里连续进行了6年的考古发掘工作，发现了大量各时期遗迹，包括墓葬、灰坑、窑址、水井、房址等，考古发掘面积累计超过3万平方米。”

在一座形制较大的墓葬前，魏然三步并作两步，顺着探方里的阶梯下到墓室跟前，一边观察棺椁的木结构，一边询问同事：“之前观察到的现象可能是榫卯结构，有新的发现吗？”

一名考古队员指着一段已经朽掉的棺板前段，示意上面凸起的一角可能就是榫结构。魏然蹲下，仔细观察。“考古现场，任何一个小细节都可能还原一段历史。”他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显得斯斯文文，但常年在考古现场，晒得黝黑的皮肤，印证了这位考古队长的身份。聊起专业，他打开话匣子，指着面前不同形制的墓葬介绍：西汉时期，墓葬的葬具以木制为主，随着技术和生产力的进步逐渐演变为砖结构，形制也由简单发展得更为复杂，“我们发现，这一墓葬群以两汉时期为主，反映出自西汉以来完整的文化序列。”

动辄数万平方米的考古工地，魏然每天都要“巡视”几个来回。勘查完墓葬，他又急匆匆地前往下一处遗迹——一口水井。站在探方边上向下望，能看到八角形的水井内部，有一圈木板围成的井壁。考古队员们凑在一起研究它的结构。魏然解释：“它与路县故城遗址发现的水井有相似的结构，但时代不同，那里发现的规模和体量更大。这些水井，是古人日常生活留下的痕迹。我们希望在这里也能找到更多历史发展演变的信息。”

日复一日，魏然和同事就这样往返于一处处遗迹间，小心翻找历史信息，探知古人生活，捕捉岁月变迁。

寻迹过程中，“手铲释天书”已不再是唯一解，科技赋能考古，多学科前沿手段引入，让考古人得以“慧眼览古幽”。

科学技术史专业出身的魏然，成了考古队的现场技术顾问。“在这片区域，我们曾遇到过一座西汉时期的墓葬，有青铜器出土。”他指向一处盖着绿色苫布的区域，“当时的埋藏环境比较复杂，青铜器被嵌在淤积层里，表面有一些锈斑，我们担心它受到氧化、腐蚀，会产生一些病害。同时发现的还有一些漆器，被墓葬内的椁板砸下来，压成了薄片儿，轻轻一碰就会碎掉。”

科技手段，让考古现场的文物保护难题有了更优解。魏然拿来简单的仪器和试剂，进行了一次“急诊”——利用便携式X射线荧光能谱仪，在青铜器周身“扫”一下，几分钟后就能出具一份“体检报告”，把器物的元素组成分析得明明白白；将薄荷醇加热成液体，得到一种“神奇药水”，轻轻涂在漆器表面，就能形成临时加固的“外壳”，实现文物的整体提取和转运。

“经过检测，我们发现青铜器表面并不存在氯化物等有害物质。漆器被完整提取到实验室后，用于加固的薄荷醇会自然升华，不会对文物本体、人体和环境产生破坏，不影响后续文物的保护和修复。”魏然笑着说，这两件文物从考古现场回到库房，一直保持着健康状态，后续还将进行更细致的检测分析和研究。他还把这些文保经验分享给同事们，到其他遗址的考古现场，帮助考古领队解决技术问题。

在北京市考古研究院通州工作站，魏然的办公室里堆满了各种出土文物。每次，完成了考古现场的工作，他总是简单扒拉口饭，又一头钻进“文物堆”。“有上千件文物等着我们整理，可耽误不得。”他说，出土文物也是考古人员判断历史信息的重要证据，正在整理的这批文物大多为陶器，器型以鼎、罐、壶等为主，虽然不是所谓的“宝藏”，但具有重要的考古研究价值。因为考古不是挖宝，是利用古代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或者与人类活动有关的自然遗存，来研究人类古代历史的一门科学。

“各种迹象表明，这一区域在西汉及东汉时期的土地性质，是一处具有统一规划或管理的单纯墓地。”魏然介绍，除两汉墓葬外，这里还发现了一定数量的北朝至明清时期墓葬，以及晚唐至金元时期遗址，遗迹类型包括窑址、灰坑、水井及少量金元时期的房址。根据遗迹遗物等因素综合判断，遗址性质应与制砖制瓦等手工业相关。

今年，魏然带领考古队在这里又发现了大量新的遗迹现象。为了配合基本建设项目，他和同事都在和时间赛跑。“城市建设任务重，文物保护工作也不能有半点马虎。”他对脚下这片遗址充满期待，“我们在这一区域的考古工作基本都与路县故城有关，无论房址还是墓葬，都是当时在这里生活的人留下的历史印记。我们要做的，就是尽可能全方位提取这些信息，并加以保护，从而还原历史的真相。”

冶金探秘

每个男孩可能从小都有一种“玩土”情结，魏然也不例外。“对我来说，这种情结持续得更久。”他打趣道。

2009年本科毕业，魏然考入北京科技大学的科学技术史专业，继续攻读硕士学位。“这是一门横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综合性学科，研究的是科学与技术的发展。”研究生阶段的学习，为魏然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确定具体研究方向时，他选择了冶金考古。

冥冥之中，这个大男孩开始和“土”打交道。

入学前的暑假，魏然就被派到了湖北的一处冶炼遗址实习，这也是他第一次接触考古。在考古探方里，他跟着考古工作者学习“识土”，采集炉渣、矿石等冶炼遗物，进行归纳整理。“当时，黄石市博物馆的老师带着我跑调查，去了很多遗址点，发现了好几处冶炼相关的遗迹。”他说，探秘历史的过程，也让他收获了不少科学技能，“我的主要任务是把采集到的炉渣和相关遗物带回实验室，通过检测分析，还原古代金属冶炼方法，洞察当时社会的技术水平。”

科技考古，将更加立体、细致的历史图景展现在魏然眼前。他愈发痴迷。

“读研期间，除了上课、做实验，就是在野外跑调查，我和师兄弟们被分派到全国各地。因为各地有不同的文化圈、不同的矿源地，我们要去追踪中国冶金技术的发展史。”回忆起学生时代，魏然的语气中透着兴奋，“我们会去深山里寻找采矿遗迹，寻找古矿坑、矿洞内外的采矿遗物；在田野山间调查遗址，寻找冶炼相关的遗物，采集各种样本，带回学校的实验室。”

寥寥数语，有趣的经历背后，未道出的是艰辛。“古人的工业技术并不像我们现在这么发达，所以存在冶炼相关遗物和遗迹现象的遗址非常少。”魏然回忆，参加田野调查时，他们每天根据制定好的计划，马不停蹄地奔走在各个遗址点，“跑上百个点，找到一处相关的遗址，就算幸运了。”

毕业前的一次探秘之旅，魏然走进了一座辽代“首钢”。2011年，他跟随导师李延祥参与了延庆区大庄科辽代冶铁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大庄科乡水泉沟村外的一片半月形黄土台地上，4座残破不全的辽金时期炼铁炉高低不一地矗立着，让人不禁畅想1000年前的场景：那时，大庄科还处于辽代契丹人治下的“辽南京”，一个个冶炼炉旺火燃烧，匠人们日夜不停地打铁炼钢。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现北京市考古研究院）联合北京科技大学、北京大学等单位共同发掘，还原出了这里作为辽代钢铁冶炼基地的历史面貌。“当时最先发现了4座炼铁炉，两大两小。我参与发掘的是4号炉，是最靠边的一座小型窑炉。”在魏然的描述下，一个深埋地下千余年的“钢铁基地”图景重现：一条河流的西岸，冶铁高炉一字排开，炉后存放着铁矿石、木炭，工匠拉着风箱，一炉炉铁水铸成铁铤，再打造兵器，制作工具、农具、生活用具，维系着辽南京地区的钢铁需求。

之后的几年间，考古工作者在大庄科地区连续开展考古发掘，不仅发现完整记录了辽代从采矿到冶炼全过程的遗址群，还找到了冶铁工匠工作、生活的地方。遗址群分布区域主要位于水泉沟村和附近的铁炉村、汉家川、慈母川等地，生产规模相当可观，反映了辽代冶铁业发达的技术水平。也正因如此，延庆大庄科辽代矿冶遗址群入选了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在一步步揭秘这座辽代“首钢”的过程中，考古人员综合运用了冶金考古、环境考古、动物考古、植物考古、陶瓷考古等多学科研究方法，运用了三维数据采集、计算机数值模拟、地理信息分析以及众多现代科学检测分析技术。“它是迄今北京地区运用学科研究介入最多的一个考古项目，也堪称中国考古学科发展的一个缩影。”魏然至今仍记得项目领队刘乃涛的话，这位市文物研究所的科技考古专家也成为他走向考古工作的领路人。

运河寻迹

“和其他同事相比，刚进单位时，我还是个田野考古‘小白’。一步步慢慢走到今天，离不开领队老师的倾囊相授、同事的热心相助。”2012年，正式进入市文物研究所工作，魏然才开启考古世界广阔的大门。他说，虽然上学期间学校设置了考古相关的课程，也有一定的田野实习经验，但终究不能算考古专业“科班出身”。

初入行，跟着老师跑田野，是魏然最开心的事。不论寒暑，总能在考古工地看见他的身影。“最开始就是在工地跟着技工学技能，向领队老师讨教考古发掘的经验。”魏然说，渐渐地，去的工地多了，实践的多了，自己也能帮着领队老师在现场分担一部分工作，“每当遇到重要的遗迹现象，能自己做出正确判断，得到领队老师的肯定，这种成就感溢于言表。写发掘记录、整理资料、修复文物、考古绘图……用自己的双手发掘历史、证实历史，心中有无限的惊喜、兴奋、满足。”

2018年，是魏然职业生涯一个重要节点。那一年，在经过国家文物局的培训后，他成功拿到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的资格，自此能够独当一面，带队开展考古项目。当时，城市副中心建设的各项工作不断推进，市考古研究院负责的考古工作也从未停歇，魏然一连接了好几个考古项目。

“当时，路县故城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缺人手，领导派我过去配合考古项目负责人孙勐，做一些科技考古相关的工作。”魏然满心欢喜，在路县故城南城墙靠西的位置，认领了一片发掘区，他说，“城址考古有更多未知的谜题，吸引着我不断探寻。特别幸运的是，我在这片区域里发现了炉渣。”

“这处遗址可能与冶金相关。”凭着专业敏感性，魏然继续埋头发掘，果然在灰坑里发现了陶范残块。“陶范是铸造时用到的模具，上面还留有铁锈的痕迹。从形状可以看出，这里铸造的是类似锄头的铁器。”新发现令人惊喜，他和同事把整片区域全部发掘完，结果发现几十个灰坑里都有冶铸相关的遗存，“不仅有炉渣、陶范，还有炉壁、鼓风管。我们还发现了一些白色的富含钙质的石头，推测是用来降低炉渣熔点、增加流动性的一种助熔剂。”

魏然对出土的炉渣进行了检测。“依据出土遗物和初步的检测结果判断，本次发现遗存的性质是以生铁为原料进行的铸造活动。”他解释，根据遗物出土层位关系判断，这处遗址的冶铸活动从西汉延续至东汉，“这是首次在路县故城遗址周边发现大规模的冶铸相关手工业遗存，为研究汉代潞城地区手工业和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资料，也为初步判断和继续探寻两汉时期路县故城冶铸区的功能分布提供了重要依据和线索。”

同样是配合城市副中心建设，魏然和同事对通州区永顺镇的小圣庙村、张家湾镇的上马头村等区域进行了细致的考古勘探。“在勘探小圣庙村北时，我们发现了文献中记载的清嘉庆十三年运河改道前的旧河道。故道由小圣庙向南经过上码头村，与文献中记载的基本一致。”魏然一边比画一边解释，根据清光绪《顺天府志》记载，嘉庆年间北运河在通州的河道由于常年洪水反复淤塞，发生了较大改变。从嘉庆十三年（1808年）开始，北运河河道不再由小圣庙经上马头至皇木厂，再经张家湾与凉水河汇合，而是向东经黎辛庄形成新的运河河道。“结合文献推测，这条古河道应为北运河故道。”

运河故道废弃淤浅、湮没无闻，在考古工作者的细心找寻下，200多年后得以重见天日。魏然介绍，经过考古勘探和后续的局部发掘，他们发现了总长约3000米的运河故道，证实了文献的记载。“这一发现，对北京古代漕运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是元、明、清三代大运河漕运兴衰的明证。”

随着运河故道的发现，更多的历史遗存揭开面纱。魏然和同事还发现了清代小圣庙遗址。根据清乾隆时期《通州志》记载：“小圣庙，一在州北门外，一在张家湾。”这是大运河北京段首次考古发现的祭祀河神的庙宇遗址，对研究北京漕运文化具有重要价值。

这些年，除了配合城市副中心建设项目考古，魏然的足迹遍布大半个北京城，延庆、大兴、房山、顺义、怀柔、平谷……每到一处遗址，他总是收获颇丰，却也总感觉“忙不过来”。

奔波之余，静下心来，魏然正在整理近年来从各大遗址收获的相关遗物，做进一步研究。他希望，利用好田野考古发现的资料，将考古学研究与前沿科技手段相结合，为人们拨开时光的迷雾可靠的炒股配资，勾勒出更生动的历史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