栗河冰股票免费配资机构

在北京报国寺的西隅，有一处朴素的小小院落，与报国寺的院子有一道矮墙相隔，墙中开有一门，透过门洞可以望见院子里的青翠竹林和铜像。门洞上方有四个金色小字“顾亭林祠”，左右两侧是八个大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不仅如此，清代的侍卫群体和其他的文武职官不同，大部分人都不需要按部就班从七八品开始一步步往上爬，入仕的起点很高，即便是三等侍卫也是正五品。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历史翻开了划时代的一页。党和国家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和保证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非常重视航空工业和航空教育事业的建设和发展。

顾亭林，即著名学者顾炎武，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之一，因其家乡故居旁边有湖泊名“亭林”，人们尊称他为亭林先生。顾亭林祠，是这位学术宗师在北京生活和活动留下的历史印记。

清代画家秦炳文创作于1868年的《顾祠雅集图》记录彼时顾祠实景图

顾亭林祠

清代书画家叶衍兰摹绘《清代学者象传》里的顾炎武

顾炎武笔墨图（局部）

“从兹一览神州去，万里徜徉兴有余”

顾炎武出生于1613年，即明万历四十一年，此时距离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攻破北京还有31年的时间。学者黄仁宇在名作《万历十五年》中指出，万历十五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已经显现出明朝灭亡的端倪。顾炎武的前半生，便是亲眼看着明朝在已成定局的灭亡之路上无法回头地走下去，直至灭亡。

顾家为昆山望族，诗书传家，但顾炎武在科考上运气不佳，他本人“博学于文”，从18岁起参加科举考试却四度落第，从此绝意科场，潜心治学。他博览群书，凡国家典籍、郡邑掌故、天文地理、金石音韵等无不涉猎，积累丰富，成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明亡后，顾炎武参与了抗清事业，辗转各处，数次流亡，也受过牢狱之灾。由于参与反清斗争的过往与家族财产争端之烦扰，在家乡变得难以立足，于是顾炎武变卖家产，北上游历，走向更广阔的世界，“从兹一览神州去，万里徜徉兴有余”。他随身带着书，周游天下，记录见闻，考证典籍，拜师访友，研讨学问。每到一处，他便用二骡二马载着书，在边塞亭障之处，向老兵退卒请教地理沿革，如果跟平日自己知道的有差别，就立刻打开书本对勘；在平原大野间行路的时候，他就在马上默诵诸经注疏。山川大地就是他的书斋，读书治学是他的终身事业。长达25年的北游生涯中，顾炎武的足迹遍及山东、河北、山西、河南、陕西等处，“往来曲折二三万里，所览书又得万余卷”，在考证历史地理、体察民情疾苦中，寻求有益于国计民生的道理，著述千余万字，终成一代儒宗。

回望历史，顾炎武北游不仅是他人生中的大事件，也是清代学术史上的重要事件。如果明朝没有灭亡，也许他一直住在经济富足、文化繁盛的南方，做个书斋学者。北游是一场身体力行地将主张和实践结合起来的学术活动，他的大部分著述都是在北游期间写下的。顾炎武的人生轨迹和治学生涯，都与剧烈变动的大时代紧密地绑在了一起。家国剧变造就了一代大儒的传奇人生，而在北京的日子，无疑是其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19年间六次拜谒明帝陵

顺治十五年（1658年），45岁的顾炎武第一次入京，开始与这座兼具前朝故都和新朝京城角色的城市发生联系。

明朝尚在之时，他一直在南方居住和活动，北京是遥远的京城，屡试不第、潜心书斋的他没有太多动机或事由要前往。但当他第一次来到北京，却是以遗民的身份来到故都祭拜帝陵。而这故都，已是新朝的新都。天下已定，新朝年轻有为的君主正积极招揽汉族士绅学子入朝效力。京城人头攒动，熙熙攘攘，奔着名利而来。夹在其中的顾炎武，故国之思愈发深沉，一首《京师作》，写尽他的惆怅。

顾炎武到北京的直接目的之一是拜谒明朝皇帝的陵墓。自顺治十五年（1658年）至康熙十六年（1677年）的19年间，顾炎武先后六次到昌平的天寿山拜谒明代诸帝之陵。即使在谒陵之旅中，顾炎武也表现出了胸怀天下、治学不辍的学者本色，他把在北京地区旅行的见闻都记录下来，考证各类书中记载的正误，撰写出《昌平山水记》《京东考古录》等著作。《昌平山水记》自德胜门始，按路途远近，详尽记录了十三陵的景物、帝后入葬情况、陵寝建制等，还有昌平地区史地沿革、建置风物，对隶属昌平的顺义、密云、怀柔及边塞等地方情况亦加详述，为后世留下许多珍贵的史料记录。《京东考古录》则是一本考证专著，对北京至山海关一带的历史地理问题，如北京与蓟县名称的关系、辽金陵寝、古北口杨令公祠和杨业活动区域、契丹所得十六州之名称、朝鲜和三韩的位置、长城等详加考辨，订正前人记录的错误。

在北京构建治学交际圈

北京不只是谒陵的落脚地，也是顾炎武的治学交游之地。在北游的25年中，他多次往返京城，在京期间，经常寓居在广安门内慈仁寺的西小院。此地为辽金古刹报国寺故址，明成化年间重修，更名为慈仁寺，也称报国慈仁寺。明清之时，寺院的建筑、景物俱佳，香火旺盛，而且设有清初北京最大的旧书市场，“康熙朝诸公，皆称慈仁寺买书”。康熙年间，京城的官员、学者、文士、藏书家常常光顾此处，既能淘到好书，又能结交同道中人，切磋学问，无形中成了一个知识分子交流的公共空间。顾炎武选择在此寓居，大概也是由于慈仁寺的这一文化地理优势。

康熙五年（1666年），顾炎武到京，住在慈仁寺，与藏书家孙承泽交上了朋友。孙承泽曾仕明清两朝，退隐后住在北京。第二年，顾炎武从孙承泽那里借了《春秋纂例》《春秋权衡》《汉上易传》等书来抄写，清廷官员陈上年还为他供应薪米、纸笔，让他可以安心无忧地抄书。在谈经论史、诗文酬唱之中，顾炎武在北京也有了以学问为纽带的交际圈。他与王士祯、朱彝尊、李因笃等名儒的交往，都少不了慈仁寺这一场所。

顾炎武在当时已经以学问闻名于天下，在北京的交际圈中不乏高官显贵，核心人物就是他的三个外甥。顾炎武的妹妹嫁给了昆山另一望族徐家。妹妹的三个儿子的科考成绩异常辉煌：顺治十六年（1659年），徐元文高中状元；康熙九年（1670年），徐乾学高中探花；康熙十二年（1673年），徐秉义高中探花。兄弟三人并登鼎甲，同朝为官，且文名显赫，位至贵臣。作为舅舅，顾炎武曾给予徐氏三兄弟经济资助，也悉心指点他们的学业，在外游历期间与他们书信来往不断，教导他们要以道事君，为官清廉。他曾对徐元文说：“有体国经野之心，而后可以登山临水；有济世安民之略，而后可以考古论今。”这正是他自己一生行事的写照。

三个外甥的身份和地位，对曾经参与反清活动的顾炎武形成了一定的保护，让他避免了不少麻烦和清算。康熙七年（1668年），身在北京的顾炎武被牵连到山东济南的一桩文字狱之中，徐元文亲自赶赴山东，此案很快得以解决，顾炎武在山东章丘的田产也得以保住。在北京居留的时候，顾炎武也会到外甥们的家中住。有三个外甥居中为缓冲，顾炎武即使与朝中官员接触，也有些进退空间。清朝统治者以少数民族身份入主中原，需要汉族知识分子的合作，顾炎武则是被重点拉拢的对象。康熙十年（1671年）春，顾炎武到北京，住在徐乾学的家中。夏天，帝师熊赐履经徐乾学引荐，设宴款待顾炎武，想邀顾炎武佐撰《明史》，顾炎武直接表示“果有此举，不为介推之逃，则为屈原之死矣”。后来面对清廷的频频招揽，顾炎武能够抗拒成功，也少不了外甥们的疏通努力。

“其身虽不仕，其言则可用”

徐氏三兄弟皆是以文学之长得康熙皇帝重用，更是对顾氏的学术声望和儒林地位起到了正向作用。他们在御前讲学献策的时候，常常将顾炎武关于史学、经济、治国、廉政、赋税等方面的思想观点转述给康熙皇帝，无形之中影响到皇帝的看法和决策选择。康熙十九年（1680年），徐元文监修《明史》，身在京外的顾炎武在给徐元文写的信中阐述了自己对修史的意见和建议。徐元文也听取了舅舅的建议。顾炎武的不少著作和主张在其生前身后四处流传，影响清代学人的治学。清中期学者赵翼说，顾炎武“其身虽不仕，其言则可用”。

虽然顾炎武终生心向明朝，不食清禄，清朝官方却是认可顾炎武的。有清一代，顾炎武在政治中心北京的地位，持续得到确认和提升。康熙年间朝廷官员的接触、试探及修史邀约，反映出康熙帝对这位民间学者的宽容和认同态度。乾隆时期编纂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将《日知录》收入子部杂家类，并评价说“博极群书，精于考证，国初称学有根柢者，以炎武为最”。《音学五书》则被收入经部小学类。嘉庆时期，名臣阮元将顾炎武评为“国朝第一大儒”。曾国藩《圣哲画像记》道“我朝学者，以顾亭林为宗。国史《儒林传》褎然冠首”。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顾炎武得到了儒生的最高礼遇——从祀孔庙。

顾炎武的学术成就和思想主张，能够为清廷所认可和接受，与他追求务实学风、主张经世致用是分不开的。《清史稿》评价他的学术“大抵主于敛华就实。凡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河漕兵农之属，莫不穷原究委，考正得失”。顾炎武认为明朝学术衰落的主要原因是士人崇尚空谈，提出“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通过磨砺道德、精进学问，最终学以致用，利国利民。他践行己说，关注现实，将“经世致用”作为学术活动的指导思想，专注于经国济世的实学，凡是政治、经济、哲学、历史、地理、兵农、水利、矿产、交通等领域关乎朝代兴衰、民生利害的知识信息，都悉心求索。他本人在北游中也曾经营垦殖，成功积累财富，为自己的游历和刻书事业提供经济支持。顾氏的学术主张和实践正适应明清鼎革之际的现实局势，是当时以顾炎武为代表和主力的一批学者，扭转了明代空疏蹈虚之风，开启清代务实致用的学风。此后二百年，学人皆以“经世致用”为治学根本宗旨，顾炎武也成为清代学术的“开山始祖”。

前贤事迹与精神永流传

虽然顾炎武在北京生活的时间并不长，但他与北京之间的联系已然厚重。顾炎武逝于山西后，朋友和后辈常到他在北京的寓所报国寺西小院怀念、祭祀。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翰林院编修何绍基、张穆等人发起祭祀顾炎武的活动，京城的官员士子纷纷捐款，在报国寺西小院修建了顾亭林祠，定时祭祀。顾祠也成为京城里的儒臣学子们雅集聚会、讨论学术的地方。至清末民国，随着外敌入侵，动乱频起，报国寺和顾亭林祠也经历了数次战火和翻修，曾经保存在顾祠中的顾炎武书稿遗物以及何绍基、张穆的字画惜已不存，唯有前贤事迹与精神永流传。

如今在报国寺的西隅，经过修缮的这处院落翠竹摇曳，清雅幽静，是读书人理想的栖居空间。一墙之外，热闹的书市上爱书人往来如织，文化的传承就在时间的流逝中自然地发生着。

（作者单位：中国国家博物馆）股票免费配资机构